中国足协第十二届会员代表大会10月16日在京召开，宋凯当选中国足协主席。

作为中国足协新掌门，宋凯到底何许人？早在6月初，作为辽宁省体育局局长的宋凯，就以中国足协换届工作筹备组副组长的身份，正式到足协工作。10月16日，他作为唯一候选人当选中国足协主席。

曾任辽宁省体育局局长

宋凯，1965年1月生，1988年8月参加工作，198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于北京体育大学，在职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讲师。

宋凯于1998年进入辽宁省体育局（体委）系统，2000年开始，担任辽宁省体育局副局长，分管多个项目的竞技体育，以及体育产业等工作。于2016年2月至今担任辽宁省体育局局长，2023年1月担任政协辽宁省第十三届委员会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

此前，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党委书记兼副主席杜兆才相继被官宣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调查、被公诉甚至被逮捕，之前中国足球在人员安排上尝试寻求“圈外人破局”的探索，被证明“此路不通”或“此路不畅”。由此，宋凯作为体育系统干部挂帅中国足协，足球掌门人背景回到体育老路，既带有修正完善此前探索的意味，也是一种现实主义的选择。

体育系统干部进入角色更快

2019年8月，中国足协举行足球代表大会，陈戌源以全票通过当选中国足协第11任主席。不过，随着国足在2022年大年初二客场输给越南队引发球迷强烈不满，之后中国足坛展开行业整顿，原国足主帅李铁、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中国足协党委书记杜兆才等诸多足球圈人士被公诉、逮捕。这次自上而下的“大扫除”雷厉风行，清除害群之马，拔掉制约中国足球发展的毒瘤，得到了足球圈内外的一致认可。

国足上一个世界杯周期的失败，有实力不济的根本原因，有疫情影响的客观因素，但也和整个管理团队成员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文化差异、巨大的理念分歧乃至最终互相拆台不无关系。在群龙无首时，中国足协需要确认新的带头人，宋凯能挺身而出，勇气难能可贵。

此番中国足协换届，掌门人又回到了体育系统干部出身的老路上，这表明了改革步伐不再那么激进，选择更为稳妥的节奏。此前，中国足协历届主席黄中、李凤楼、袁伟民、年潍泗、蔡振华等，都是国家体育总局领导，担任足协主席更多是“兼职”，也都是体育系统出身。都是体育人，起码内部更方便调动资源，进入角色也更快。

如今，随着宋凯当选，既延续了体育系统干部出身的传统，又实现了专职操作。一名业内人士认为：“总体来看，人员安排看得出有关方面对中国足球改革的呵护，并注重稳妥为主。”

入驻足协展现勇气担当

对于宋凯当选中国足协主席，辽宁体育迷水火两重天。辽宁篮球迷认为，他是辽宁篮球的蓝图设计者。宋凯在任期间，辽篮拿下了3个CBA总冠军，被视为抓三大球训练有成效。但辽宁足球迷对他不买账：“著名的辽宁足球俱乐部，就在他手上没的！”

今年3月底，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一行前往辽宁调研“三大球”发展工作并举行座谈会，座谈会上，正是宋凯介绍了辽宁“三大球”振兴发展的思路和举措。一名体育圈内人士坦言，宋凯选择去中国足协掌舵，首先展现了责任担当、勇气可嘉。

一名圈内人士认为，宋凯成为足协掌门，体现国家体育总局对足球改革的关心重视。今年3月底，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一行前往辽宁调研“三大球”发展工作并举行座谈会，高志丹当时就表示，辽宁作为体育大省、体育人才强省，在为国家队培养输送人才、提供服务保障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三大球”训练管理中形成了“辽宁现象”，“辽宁经验”值得在全国推广和国家队学习借鉴。体育强国建设、“三大球”振兴发展，既是总局的责任，也是辽宁的任务。

据悉，高志丹、宋凯还有一层北京体育大学师兄师弟的关系，两人都是业务型、学术型干部，体育院校科班出身，懂体育、懂管理，扎根体育界数十年，都有比较深厚的人脉，都属于根正苗红的体育人。众所周知，中国足球要发展，不可能仅仅依靠足协的资源，甚至不仅仅只是体育系统的资源，需要全社会形成合力，这时候体育系统内部的互相信任、团结协作尤其重要。

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宋凯能以他非同一般的体育阅历，将中国足协这艘舰船沿着正确的航向破浪前行吗？在笔者看来，足球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把改革成败寄望于一个人身上并不合适，也不科学。只有踏踏实实尊重足球规律，抓好足球青训，中国足球才可能看到希望。

就像宋凯上任后的发言那样——新一届中国足协将坚定信心，卧薪尝胆，埋头苦干，重整旗鼓走好中国足球新的长征，甘做中国足球“铺路石”和“栽树人”，步步为营、扎扎实实推动中国足球发展，努力让老百姓看到中国足球的进步和希望。果真如此，善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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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梳理这324天的足坛反腐成果

10月16日，宋凯正式当选新一届足协主席。与此同时，中国足坛的反腐风暴也正越刮越烈。距离去年11月底中国男足原主教练李铁被查，这一轮反腐已经进行了324天。

目前，这股风暴已经扩大到整个足球圈，甚至蔓延到其他体育运动领域。在查处的17人里，足球领域人数仍然是最多的，达到14人。

反腐力度史无前例

首先，和14年前的那场足坛反腐风暴相比，这次反腐的力度更大。不仅查处的人员密集，而且形成从省监委到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多线并行的办案方式。

其次，涉案官员级别更高，相比2009年查处人员最高级别只有2个正厅局级，这一轮反腐的落马人员最高职位达到副部级，正厅局级也已经达到3人。

涉案金额虽然没有公布，但预估也将大大超过2009年。2009年，谢亚龙和南勇的涉案金额最高是120万元左右。

腐败网络盘根错节

足坛反腐已经进行了20多年。而腐败难除的隐痛，在于不完善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导致权力过度集中，缺少监管。

以这次被查处的14人为例，他们在足坛的职业履历，涉及了中国足球管理的四大机构——国家体育总局、中国足协、中国男足国家队和中超公司。从这四个机构和16家足球俱乐部的关系来看，管理和监督赛事、各类经济活动和运动员评级的权力都高度集中于足协。

2015年，足协和体育总局正式脱钩，但国家体育总局的代表仍是进入足协管理层，进行“业务指导和监督”。这次被双开的杜兆才，原来就是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且兼任足协党委书记。

尽管这一轮反腐的起点，是男足原主教练李铁，但目前查处的14人实际上是以杜兆才、陈戌源为腐败中心。

先后被查的李铁、黄松、刘奕、陈永亮等都是受陈戌源、杜兆才提拔，而先后担任中超管理层的刘军、李毓毅、马成全、董铮等人也都与足协管理层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而负责广告合作和商业推广的中超公司里，也存在足协管理层同时兼任中超董事长，或是从足协离开后进入中超公司担任管理层的现象，这更为腐败创造了操作空间。

从1人发案到14人归案，犯罪金额可能发生几何倍数的增长，腐败烈度值得关注。本报综合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