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桂元

写作者以化名示人，古往今来从来就不是新鲜事。一些作家个性恣意，散漫无羁，笔名起得随心所欲，炫目丛生，万花筒般折射出一种另类的文学气象。而有时候，那些形形色色的笔名，未必是深思熟虑的产物，往往兴之所至，填个名字，用过则废，来去无踪，以至于后代研究者若探明其真相，难度与大海捞针有得一比。

从先秦到明清，由于年代久远，一些文学作品的作者无法厘清出处，特别是一些民歌民谣，更是难以寻觅，于是标注为“无名氏”或“佚名”，流传至今的汉代“古诗九十首”既如此。在明清，写小说往往被视为难登大雅之堂，摆不上台面。因此，当时一些小说家有所顾忌，便故意隐去真名，以笔名假托，以免惹来麻烦。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质疑《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是假托之名。《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究竟何人，四百年来众说纷纭，至今仍为谜团。

现代文学“鲁郭茅巴老曹”六巨匠，没有一位用的是真名。鲁迅一生用过多少笔名，恐怕自己都不清楚。有人统计，鲁迅用过的笔名中，一字16个，二字117个，三字37个，四字5个，五字7个，六字1个，总计183个。1921年鲁迅发表《阿Q正传》，署名“巴人”，影响巨大。鲁迅逝世第二年，又一位浙籍“巴人”诞生，他便是现代作家、批评家王任叔。王任叔一生著述甚丰，笔名也达百余，而伴其一生的却是“巴人”，且文坛皆知，也算是文边花絮。郭沫若用过的笔名，多意气风发，堂堂正正。茅盾则不然，他本名沈德鸿，现已证实笔名有98个，最初他在杂志当编辑，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隐居上海，低落苦闷中写出小说《幻灭》，手稿署名“矛盾”，《小说月报》编辑叶圣陶认为此为哲学名词，中国人没有“矛”的姓氏，在当时环境不宜使用如此尖锐的笔名，遂自作主张在“矛”字上加了草字头。茅盾欣然接受，并沿用一生。

像茅盾那样将心情植入笔名的，现代作家中不乏其例。比较典型的就是萧红、萧军，原名分别为张廼莹、刘鸿霖，两人之间没有任何亲属关系，只因一段时间里志同道合，便以二萧示人，含有小小红军的励志之意。还有的笔名，里面蕴含着某种古诗词的情怀或韵味，比如张恨水、冰心、琼瑶等，令人咀嚼。

更多的笔名则没有那么多讲究，“巴老曹”就是这样。巴金的笔名一度被人误解，认为他青年时期曾信仰无政府主义，就取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巴枯宁的字头和克鲁泡特金的字尾作了笔名。1957年9月27日，巴金致信前苏联作家彼得罗夫对此做过解释：1928年8月完成小说《灭亡》，署名时只考虑笔画要少，当时正在翻译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顺手就写下“金”，此时突然获知一位姓巴的朋友自杀身亡，就在“金”前加了“巴”字。

老舍本名舒庆春，1922年在天津南开中学教语文，新出刊的《南开季刊》缺稿子，架不住编辑再三邀约，便试着写了小说处女作《小铃儿》，署名舍予，只是简单把“舒”姓拆开。后来，他在发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时，首次使用了“老舍”的笔名，便一直沿用了。老舍在南开中学任教时，曹禺正好在此就读。曹禺本名万家宝，发表第一篇小说《今宵酒醒何处》时署名“曹禺”。其笔名是由繁体字“萬”分解而来，上面草字头，取谐音“曹”字，下面是“禺”。类似情形还有查良镛和查良铮，同为查氏家族，“镛”拆开便是金庸，“查”拆开则为穆（取木之谐音）旦。好玩的是丁玲，本名蒋伟，曾回忆自己的笔名，“毫无意思，只是同几个朋友闭着眼睛在字典上各找一个字，‘玲’字是我瞎摸到的”。

不过，还是应该承认，出色笔名还是会自带光束。柳青之于刘蕴华，闻捷之于赵文杰，琼瑶之于陈喆，路遥之于王卫国，莫言之于管谟业，格非之于刘勇，苏童之于童忠贵，冯唐之于张海鹏，舒婷之于龚佩瑜，芒克之于姜士伟，食指之于郭路生，海子之于査海生，戈麦之于褚福军，西川之于刘军，伊蕾之于孙桂珍，海男之于苏丽华，伊沙之于吴文健等一众文坛翘楚，笔名对其作品的传播有着奇妙的加分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