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为江苏高邮人，与北宋著名词人秦观是同乡。位于大运河畔的高邮因驿站而得名，它还是久负盛名的咸鸭蛋的产地。汪曾祺就写过一篇著名的《端午的鸭蛋》，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

沈从文高足 闻一多爱徒

都说大学的中文系不培养作家，但汪曾祺是个例外，他是真正的由西南联大培养出来的一位名作家。汪曾祺在读中学时就是沈从文的超级“粉丝”，抗战避难时都没忘记带上一本《沈从文小说选》。1939年他从上海经香港、越南辗转来到昆明参加考试，考中了第一志愿——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终于见到了心仪已久的沈从文先生。他不但是沈从文的入室弟子，还是其得意高足。“贴着人物写”便是汪曾祺在课上习得的令他受益无穷的写作“诀窍”。有一次沈先生为汪曾祺的课堂习作打出了120分的史上最高分，甚至说他写得比自己还要好。

汪曾祺自称“颇具歪才，善于胡诌”，大学期间深受闻一多先生的喜爱。闻先生的名言“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以为名士”，以及把晚唐诗与后期印象派的画相联系的讲授方式令他记忆深刻。而他最感得意的一件事是当“枪手”的经历：在闻先生的唐诗课上，他替一位低年级同学代写读书报告，其中对李贺诗歌颇具创见的评价——李贺的诗是画在黑底子上的画，故颜色特别浓烈——受到闻先生激赏，说是“比汪曾祺写得还好”。

冲进屋里的“下蛋鸡”

汪曾祺其实是在新时期被重新“发现”的一位作家。他从20世纪四十年代就开始发表作品，因此到八十年代的写作属于“春来老树发新枝”，自然出手不凡。当他接连发表《受戒》《异秉》《大淖记事》等带有散文诗性质的小说时，立即引起了文学界的极大关注，并被视为文笔老到、风格独具的老作家，尽管汪曾祺自己心态很年轻，他也不愿意被冠以“老”的名号。

由于居住条件的限制，汪曾祺先生一开始没有自己的书房，当他构思好了作品，往往没有一张桌子可以让他落笔。他的女儿曾经记过一件趣事，说有时候她上夜班刚睡起来，汪先生就急急忙忙地冲进屋里，铺开稿纸就写。家里人笑他说，那情形就像一只老母鸡，憋好了一个蛋，却没有窝来下。而等他“下完了蛋”，情形又如何呢？汪先生自己有个描述：

“一个人在写作的时候是最充实的时候，也是最快乐的时候。凝眸既久，欣然命笔，人在一种甜美的兴奋和平时没有的敏锐之中，这样的时候，真是虽南面王不与易也。写成之后，觉得不错，提刀却立，四顾踌躇，对自己说：‘你小子还真有两下子！’此乐非局外人所能想象。”

“自报家门”的小说家

汪曾祺的小说属于少而精的类型，笔墨俭省，但旨趣深远，回味悠长。他的作品一经《中国文学》英、法文版译介，便受到了海外读者的欢迎。他的短篇小说代表作《大淖记事》发表于1981年4月号的《北京文学》，英文版的译载日期为1981年10月。从中文定稿到翻译出版、送到海外读者手中，仅用了6个月的时间！这在当年绝对可称神速，自然这也得力于编辑与翻译们对他的作品共同的喜爱与推举。

1988年，熊猫丛书准备翻译出版汪曾祺的作品集，其中英文版书名定为《晚饭后的故事》，法文版的书名为《受戒》。两个文版的书名之所以不同，是因为考虑到英语国家的读者较为喜欢平实客观的叙事风格，而法语国家的读者偏爱情感细腻的描绘。英国的学者在为此书做推介时直截了当地称汪曾祺为“另一个沈从文”；而法国的译者则指出《受戒》“写水虽不多，但充满了水的感觉”，这样贴切细致的阅读感受让汪先生大呼意外，因为连他自己也“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而外文版作品集的序言通常都比较简短，汪曾祺却别出心裁，把它变成了一篇洋洋洒洒长达7000字的文章！他借用京剧中角色出台时常用的“自报家门”的手法，把自己的家学与师承、作品背景及创作风格交代得极为清晰明了，为西方国家的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的内涵、顺利进入小说情境做了周到妥帖的铺垫。

“抟弄”语言的高手

“写小说就是写语言。”汪曾祺对于语言有着高度的自觉。他认为作品的语言映照出的是作者的全部文化修养。“语言像树，枝干内部汁液流转，一枝摇，百枝摇。”他的小说之所以能牢牢“吸”住读者，令人欲罢不能，就是跟他雅到极致又俗白到家的语言有关。

汪曾祺曾经把使用语言与“揉面”相比：“面要揉到了，才软熟，筋道，有劲儿。”他自己在下笔之前就经常要打腹稿，把语言反复“抟弄”，甚至是“想得几乎能背下来”才写的，这也就不难解释他的文字为什么常常显得有“咬劲儿”，韵味十足，令人过目不忘。

由他执笔的现代京剧《沙家浜》中阿庆嫂的唱词堪称经典：“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这样的句子就是汪曾祺反复“抟弄”“揉熟”的结果。

汪曾祺是个通才。这一点可谓得其父亲真传。诗、小说、散文、戏剧，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精彩纷呈自不必说，汪曾祺精通书画，懂医道，喜美食，年轻时还喜欢唱戏、吹笛，用作家贾平凹的话来说，是属于“修炼成老精”的“文狐”级别。身具这样的才情，自然是“心有余闲，涉笔成趣”，写什么都能写得十分讲究。本报综合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