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盛行的研学热，春秋时期孔子周游列国，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研学游”的肇始。

“周游”一词，最早见于《管子·匡君小匡》中：“又游士八千人，奉之以车马衣裘，多其资粮，财币足之，使出周游于四方，以号召收求天下之贤士。”管仲笔下的“周游”，是游历和游说的意思。而“游学”之词明确出现在史籍里，就是《史记·春申君列传》中。其中有一句，“游学博闻，事楚顷襄王”。由此可见，春申君在当时因为游学而得以博闻。

经过数千年的发展，读书人的游学热情持续不减。到了宋代，随着书院的盛行，形成了热爱读书的浓厚氛围。宋代理学家、思想家朱熹，就极力主张学子不应拘于一隅，而应“出四方游学一遭”。

明初，诗人许继曾任台州儒学训导，友人方希直出发游学金华时，他写了一首送别诗《送方希直游学金华》，其中写道：“故人今有行，出门复悠悠。晨鸡号远陌，行色满道周。千里从明师，岂徒事远游。”这首诗表达了他对友人游学的赞许与期待。

明代教育家王守仁主张教育要知行合一，他曾提出这样的观点：“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其实就是鼓励学子们要走出课堂走出家门校门去，开阔视野，陶冶情操，愉悦心情。

明代教育家湛若水更是身体力行，他不仅专心致力于讲学，而且周游全国各地，所到之处，无不虚心向别人学习，并开展讲学活动。南京、扬州、衡山、罗浮、广州、增城等地，都留下他的身影，他还捐助40多所书院办学。

明代教育家吴与弼21岁开始讲学，从学弟子甚众，其中不乏学有大成者。吴与弼和学生一起劳动，一起生活，在劳动中授课，并与学生一起探讨人生。他将游学、教育实践以及劳动等元素融入教学中，意义非凡。

明代的游学，最典型的就是用脚步丈量大江南北、壮游十万里的徐霞客。他的游历生涯长达35年之久，从22岁就开始外出旅行，足迹遍及今江苏、上海、浙江、河南、河北、广西、贵州、云南等地。

徐霞客用自己的双脚丈量了山山水水，“达人所之未达，探人所之未知”，他还观察到许多自然现象，记录了大量人文、地理、动植物等方面的知识。最终，徐霞客撰写出了地理名著《徐霞客游记》，该书被誉为“千古奇书”。

到了清代，很多学子也信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们深知游学能增长阅历、考察社会，又可以寄情山水、陶冶心性。

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学者顾炎武，寓志山河，历数十载，游学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在不断的游历中，顾炎武增长见识，进而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名论。

清代文学家蒲松龄，早年就游学各地，研读所能遇到的各类书籍，搜集乡野民间的奇闻怪事。尽管在科举中屡屡受挫，但多年的游学，让他成为一位知识广博、胸怀黎庶的作家，他所著的《聊斋志异》成为千古名著。

清代教育家颜元更是提出了“实学”的教育思想，其主要内涵是“实行、实文、实体、实用”，也就是鼓励将知识用于实际生活中，这与游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颜元在主持漳南书院时，对书院教育进行了改革尝试。他主张给学生自由发挥的空间，任其张扬个性。颜元常和学生一起“讨论兵农、辨商今古”，“习礼、歌诗、学书计，举石、超距、击拳”等，对学生进行德、智、体等全面的教育。颜元特别重视六艺的学习，他认为“学自六艺为要”，即六艺是实学的根本。用之身，可以强健体魄、陶冶情操；用在世间，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

除此之外，颜元还把外出实践纳入常规教学中。一有时间，他就带着学生走向大自然，开展“研学游”。有一次，颜元带领学生到野外进行射箭比赛。他连发六箭，箭箭射中靶心，学生们在旁一片喝彩。等参加比赛的学生们一一射完以后，颜元发现，学生中成绩最好的也只射中两箭。学生称赞老师是“神箭手”，颜元却高兴不起来，他更希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样才能传承学艺。颜元通过这些生动有趣的游学，使得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大增，六艺水平也得到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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