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知名编剧史航被曝性骚扰一事引发社会热议。实际上，有关性骚扰特别是职场性骚扰的话题近年来始终热度不减。很多人在不耻、指责职场性骚扰的同时，也困惑于人际交往和性骚扰的边界是什么？有的当事人被性骚扰后因种种原因隐忍不发，有的当事人则因为没有证据而感到难以维权。

职场性骚扰如何发生，怎么定义？受害者如何维权？怎么依法规制性骚扰行为？

近日，记者采访了多位遭遇过职场性骚扰的当事人，以期通过她们的经历，寻找解决这一问题的答案。

任何人都可能成受害者

在很多人眼里，宋岩的上司是个“老好人”，人畜无害——50多岁头发花白，总是笑眯眯的，夫妻恩爱，女儿在国外读研。但宋岩知道对方的龌龊。

宋岩本科毕业后入职甘肃一家公司，有一次，她工作中有点小差错，被上司痛骂了一顿，然后上司又向她道歉，安慰她并聊了会儿家常。这之后，上司经常将宋岩叫到办公室，“给我看他写的毛笔字、分享一些所谓美照，其中还有女性裸着上半身的照片”。

“其间，我一直安慰自己，甚至可以说是祈祷，自己多心了，这都是领导对年轻员工的‘爱护’。”宋岩说，可糟糕的事还是发生了，一个周末，上司带她参加饭局，她被要求喝了点酒，上司则喝了不少酒，饭局结束后司机开车送他们回家，在后座，上司开始动手动脚，她激烈甩开，动作幅度很大。

“觉得特别恶心。”宋岩说，经过一夜激烈的思想斗争，她第二天便辞职了。

多位受访者向记者反映，在职场中，开黄色笑话、言语挑逗、性暗示是比较普遍的言语性骚扰，这种性骚扰形式多发生在平级同事之间，或上级对下级的试探。而以行为方式进行性骚扰通常发生在上下级之间。

对于言语性骚扰，包括宋岩在内的多位年轻受访者称，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这属于职场性骚扰，只是觉得很尴尬，后来随着阅历增加才反应过来。

一位遭受同事言语性骚扰的受访者说：“有男同事经常当着她的面开黄腔、讲荤段子，有的荤段子当时并不理解是什么意思，后来有女同事提醒才明白过来，非常恶心，让人难以接受。这明显属于职场性骚扰了。”

对于行为性骚扰，有受访者称，个别男领导对女同事有摸肩、拍背等行为，让人特别不舒服。更有甚者，喝了酒后把手放在女同事大腿上。

调查中，记者注意到，受访当事人大多称不只经历过一次职场性骚扰。所有受访者一致认为，被性骚扰，不在于长相、外表、穿着，很多职场女性都可能遭遇性骚扰。

骚扰产生阴影挥之不去

辞职后的宋岩，决定考研，“第一次工作就遇到这种事情，让我对职场充满恐惧”。可即便两年过去了，正读研的她见到“上年纪的矮胖男子”，仍然会不自觉地后退。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遭遇职场性骚扰时，有的受害者会选择沉默、息事宁人，有的受害者积极收集证据、等待时机，有的受害者以暴制暴、强烈反击。但不论怎样，职场性骚扰都会在受害者心中形成阴影，这些阴影可能会导致受害者对所在公司、行业、群体产生反感，甚至恐惧。

多位受访者告诉记者，在遇到言语性骚扰时，一开始“不知所措”，之后难以释怀。对于行为上的性骚扰，比如轻微摸碰、拍打，则极为反感，但一些人碍于领导、下属的级别差异，会躲开并婉言提醒“这样的行为不合适”，也有一些人因肢体骚扰而直接选择离职，“因为无法想象日后工作时一次次面对”。

作为曾经职场性骚扰的受害者，刘萍认为逃避不是好办法，“遇到这种情况，就该直接反击，你不教训他，他就觉得没什么，得寸进尺。”刘萍说，遇到行为性骚扰更应当反抗。

甚至有受访者称，为避免职场性骚扰，用极端的方式保护自己。一位从事市场营销工作的受访者称，接触酒局比较多，自己散播自己有隐疾、一直吃药等谣言，让别人不敢骚扰她。

证明被性骚扰仍有难度

考上研究生后，宋岩将自己被骚扰的经历告诉了父母，父母的态度截然相反，妈妈觉得事情已经过去了，息事宁人得了，爸爸则认为应该收集证据进行举报，让对方付出代价。宋岩也想举报，但苦于没有证据。

“平时通过社交软件聊天时非常正常。他动手动脚时，我只是反抗了，但这个过程没有音视频记录。我用什么举报呢？”宋岩说。

多位受访者称，不是自己软弱，而是苦于没有证据，最终选择辞职。还有受访者提出，当职场性骚扰没有恶劣到一定程度，找谁维权是个问题？现实中，由于职场性骚扰难以定性、取证，如果证据不足而大肆宣扬，容易被认为“小题大做”。

“证据不足，你甚至可能被反咬一口，被其他人编排成段子。”一位曾遭受上级部门领导性骚扰的受访者告诉记者，自己最终选择了报警。

同时，一些人之所以选择沉默，是考虑到同事、亲属怎么看待自己的问题，一方面怕家人担心自己，另一方面也怕他们误解自己，认为自己不务正业、社会关系混乱。

多位受访者表示，在遭受职场性骚扰后，所在单位制定的防止性骚扰制度并没有让自己感觉到“被支持”。“遭遇职场性骚扰可以通过法律渠道捍卫自身权益，但面临举证难的困境，特别是肢体行为上的性骚扰，不同于文字或图像有电子留痕，且往往在突发状况下发生，比较隐秘。”泰和泰（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何怿晨说，部分受害人也缺乏证据收集意识，尤其在职场，受害者面对地位更高、资源更多一方的性骚扰时，通常无法强烈拒绝，甚至无奈和加害者“有说有笑”等，这些都是性骚扰案件证明困境的体现。（文中性骚扰受害者均为化名）

本报综合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