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娜

对我们这些“60后”来说，当时的学校教育看似完整，其实支离破碎。因为赶上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年代，我的小学只上了五年。

一个下雪的冬天，我拿着小板凳，背着旧书包，里面装着一个新本、一支铅笔、半块橡皮，来到了村中的小学。我不知喊“报告”，推门就进，对慈祥的李老师说：“我来上学。”李老师在我们村待了十几年，村里的孩子都认识她。她摸了摸我的头，说：“到第一桌去吧，和同学挤挤。”

李老师在村里待了两年，就换了一位梳着两条大长辫的柳老师。柳老师教了一个学期，又换了一位更年轻的张老师，教室也搬到了村里原来的小卖部。我们进去时，尽管经过了粉刷，屋里依然飘着浓郁的酱油、醋和糖果混合的味道。张老师住在隔壁，隔着窗户可以听到学生们叽叽喳喳的吵闹声。

我喜欢闻新课本的油墨味，每次发新书都要将鼻子埋在书里嗅半天。我一篇篇地翻着课文，遇到有意思的题目，会认真看一看、读一读。有插图的课文叫人兴奋，我会拿出本子，照猫画虎，描上一描，就这样爱上了画画。但课本不是每个学期都有。有一年秋假过后，新课本刚发下来，我们就接到通知，因为内容出现重大问题，课本收回、销毁。新课本一时半会儿到不了，我们只好随着老师的心情学习。

张老师到大队部抱来报纸，又和队长要了一些白纸、笔墨，说：“咱们写大字。”我们开始在纸上写，张老师巡视着，纠正我们拿毛笔的姿势，有时也教一点起笔、收笔的方法。慢慢地，有些学生的字有点模样了，毛笔字成了我们的日常功课。后来，老师留的作业增加了“大仿字”，字帖自己找，找到什么练什么。我在家中的柜子里，找到了半本虞世南的《孔子庙堂记》，它应当是父亲上初小时的课本。父亲见我写字，犯了瘾，有时拿过笔在纸上写两个字，有时也会点评一下我的字。直到今天，写字依然是我的爱好。

我们村紧挨着一家造纸厂，用麦秸和回收的废书本造纸。每到中午，汽笛响起，臭气四散，周围几个村都能闻到。大家对造纸厂又恨又爱。空气污染叫人难以忍受，无处躲藏；造纸厂每天都有几卡车旧书本运进来，散落在纸浆车间。我们村和陈村的孩子都盯着这些书本。造纸厂的院墙早叫我们掏了洞或扒开，中午总会有人从这里摸进去，在车间里找书、找本。书可以读，本可以写作业。那些书大多不齐整，甚至是半本。我曾经这样“找到过”《瞿秋白文集》第三册，繁体竖排，一共就三篇文章，其中一篇是瞿秋白设计的普通话方案。我们试着用学过的汉语拼音拼读，有些能拼，有些不能。这本残书我一直留着，现在读这些文章，一面佩服瞿秋白，一面庆幸那么早我就知道他，后来文学史课上讲他时我并不感到陌生。在这些废纸堆里，有点厚度的书都会被拿来，有小说、有故事，还有诗歌。我没事时就看，零零散散也看了不少。

我正儿八经读的第一本长篇小说是《渔岛怒潮》，是在我们村“支农”的老张借给我的。老张是衡水电池厂的会计，高个儿，白净，戴着眼镜，和另一位电池厂的干部住在我们家。他们白天和村里人一块儿下地，晚上开会，商讨如何搞好生产、提高产量。他吃完饭有时会和父亲闲聊，对那时闷头念书，喜欢写蚂蚁小字的我很喜欢。周日从城里回来，他总会给我带点什么。我上三年级时，他给我带来了一本《渔岛怒潮》。我便每天趴在炕沿上一页一页地看，很多字不认识，我就找空问他。过了段时间，老张又给我拿了一本《敌后武工队》，好看，看得很快，爱不释手。

后来，张老师请来了村里的王大爷，让他给我们讲讲“孔老二”。王大爷上过高小，学过《三字经》《百家姓》。他一边讲孔子周游列国的故事，一边背《论语》，最后来几句不痛不痒的“批判”。

五年在吵吵闹闹中很快就过去了，1976年9月，我开始了初中生活。

知识不一定都在书本上，特殊年代获取知识的方式也是特殊的。今天想来，我并没有因为学校教育的不完善而略感遗憾。时代让我们过早地接触了社会，也开始理解社会。到了平静读书的年代，这些经验对于理解书本还是有帮助的。

读懂了社会这本大书，书本才能读得透彻。